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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堆小谎言。事实上，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去相信地下组织深深植根于社会这种形象，这个组织（比它实际上）享有更多的名望、支持和共识。不是通过大谎言，而是通过我们相互转达的一些小谎言来实现的……（比如）：“但是你知道吗？……管理员知道我是红色旅的成员，她不但不告发我，反而在看到警察时会想办法提醒我。你知道那个咖啡厅的人们在知道我的身份后，当我再去的时候，服务员会给我提供一杯饮料吗？你知道，在那个工厂中，当我们把工头打伤的时候，他们会开酒庆祝吗？”（Life History no.11:38）

实际上，抗议管制似乎特别容易受到对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力之文化解释的影响。简单的考察每个国家的国家政治文化，可以为这一表述提供一些说明。“肮脏的镇压”往往是意大利国家反击的特点——由此促使政治冲突升级和恐怖主义增长——它与阴谋心态以及马基雅维里式“君主国”观念相一致。在德国，抗议者和国家都不断地提及法治国家（Rechtsstaat），这说明——与意大利不同——为什么甚至连警察控制抗议活动的强硬策略都需要保持在法律设定的限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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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赞斯基在研究安全政策时所观察到的，在德国，“警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规范秩序是由德国传统所塑造的，这个传统赋予国家一种先于政治就会得到认同的地位，而不是一种政治性竞争的秩序……由此，西德警察将自己看作是接受法制的规范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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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意大利警察从传统上就习惯将自己看作行政权力的“延伸之手”（the longa manus），因此把维护公共秩序放在控制犯罪之前，“二战”后，这个传统继续发挥作用，“基督民主党部长在1949年就拒绝解除警察武装，反映了这种观点：警察的主要功能在于国家的内务安全，既维护公共秩序，而不是预防或调查犯罪。在后面这些领域中，警察部门（Corpo delle guardie di pubblica sicurezza）依然没有得到发展，既缺少专长，又缺少装备。”

在运动积极分子中间，权威主义日益增强的印象（甚至德国国家的再度“纳粹化”），也因这些事情而加深：恐怖分子在狱中被隔离，政府强硬对待发动绝食抗议的恐怖分子（其中两人最终死亡），以及四位“赤军旅”成员在狱中自杀。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结果是，促使政治文化两极分化，并且“夸大”了当局用以评价抗议所致危险、抗议者用以评价镇压所致危险的参考框架。

在德国和意大利武装分子自我定义中共同存在的精英主义观念履行了一项重要功能：它使孤立显得是一种积极的、自愿接受的品质。组织缺乏支持，成为优越性的迹象，而非错误与失败的迹象。组织成员培养出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同之处，以此作为他们是“被拣选”的少数的证据。

犯罪学家斯芒德也注意到：通过宣称你的敌人为非人（nonpeople），同时否认他们的人类品质，你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道德顾虑。（1986:215）

书籍介绍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工业化西方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兴起向社会科学提出了这样一些紧迫问题：为什么政治冲突正是在那些似乎已被福利国家的许诺和劳资冲突的制度化所安抚、平定的社会中走向激进的？为什么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安宁和富足中通过社会化进入政治生活的那一代人会诉诸暴力？为什么在“第一世界”中，警察会被命令向政治示威者们开枪射击？

《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提出一项对政治暴力的性质和结构的经验研究。当大多数社会运动研究集中于单一国家研究时，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就在用比较研究的方案，分析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国家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社会运动。通过广泛地运用官方文献和深度访谈，德拉波尔塔解释了事件参与者对外部政治现实的构建。她运用经验数据来建立一个关于政治暴力的中层理论，这个理论包括：在宏观层次上，对社会运动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在中观层次上，对作为政治暴力倡导者的激进组织的发展化的分析；在微观层次上，对“武装分子”身份和反主流文化建构历程的分析。

《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通过研究那些其中出现暴力的社会运动家族，并把社会运动和制度相联系，最后提出对政治暴力性质的系统性分析（紧紧地建基于历史）。作者做出了一项卓越的综合性研究，这项研究将有助于在体制性政治的研究领域中为政治暴力研究取得一个位置。